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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，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。

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，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。

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，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，大家都作鸟兽散，因此，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惟一机会。

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，不能不去；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、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；只有几个自称“逍遥派”

的同学坚持不出操，任凭高音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。

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，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，明天早晨，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。

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，严冬清晨的操场上，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床出来了。

造反派们一阵喧笑，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。

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，难道强迫这些“逍遥派”

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？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，简直像老爷一样。

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，“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！”

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？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，这边是凛冽的寒风，那边是温暖的被窝，真让人羡慕死了。

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，只得再下一个命令：“示众结束，抬回去！”

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。

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，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，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。

由这件往事，我想起很多道理。

示众，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。

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，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。

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，对前者无可奈何，而对后者，那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。

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的名誉羞辱，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，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，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。

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，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。

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，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，乐得酣睡。

抬来抬去，抬进抬出，辛苦你们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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